上海集体退房第一案终结 退房者苦熬10个月获胜

从谈判到退房

2005年5月，“水岸蓝桥”的业主论坛上，流传着一个新规定：“6月1日后，个人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要全额征收营业税。”房价在跌，转手还得交税，有人开始喊出“退房”的口号。

通过电话和论坛认识的18个业主，第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9月中旬，在普陀区的一个茶馆。大家越说越投机，结果其中两人发现，原来他们买的是对门。

50多岁的庄均在上海南翔镇有自己的工厂，是少数可以与律师直接用法律术语沟通的业主。庄均原来觉得房地产与法律都是离自己很远的词语，短短几个月就转而精通，他说这是源于对自身的负责。

他退房的原因似乎很简单——24岁的儿子最终不打算回国了。这事发生在2005年5月，距离他在购房合同上签字不过三个月。但时间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当初买房的理由不存在了，而合同又赋予他退房的权利，那么他为什么不退？

聚集起来的业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要么补偿差价，要么退房，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此时，他们已然从媒体上获知，同处上海城郊结合部的几个楼盘已在降价——价格跌了15%的万里雅筑，从2005年6月开始，开发商指示销售人员给前一批业主逐一打电话，表示将直接补偿差价给业主；与万里雅筑斜面相对的达安春之声，让业主们在“补贴装修、赠送车库和补贴房价中三选一”；上海新湖房产公开声明，业主两年内享有无条件退房的选择权；新江湾城·上海梦想雍景苑的开发商甚至承诺，倘若2005年9月17日到2006年6月30日行情走低，已购房的业主可以按区域平均价格，拿到差价部分补偿，或要求锁定保价期间某一阶段价格为最低补偿价格，还可获得一定的特别补偿。

但这样的好事，没有让庄均他们轮上。

大华集团态度坚决。“其间，我们跑了无数次的售楼处，但效果渺茫。”袁国锋回忆道，很多次，他们奔波在售楼处与大华集团总部之间，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可是，没人理会他们。一些人甚至没能接近开发经理的办公室，就被保安挡住了。

这一期间，退房的队伍逐渐壮大。到2005年11月初，退房团队增至30多人。历年来的“金九银十”这一次并未给房市带来预期中的回暖，大大小小的调控政策出台了20来个，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央开始“动真格”了。“都急了，眼看着2005年12月底的交房日期一天天逼近，可退房的事情却毫无进展。”袁国锋说。

因房价大跌急于寻找出路的人也多了起来。周馨云是温州人，用当地话来形容是“腰上挂满钥匙的人”。她来自炒房家族，哥哥操盘，自己挂名协助，兄妹俩从故乡出发，水银泻地般长驱直入，仅在“水岸蓝桥”就以“周馨云”的名义买下三套，价位在9000元-10000元/平方米之间。“没亏多少，但手头太紧了，只能弃卒保车。”

唐继祥的运气也不见得好。这个小建筑承包商很不幸被套牢了，更不幸的是，他的几项承包工程先后出了事。资金的压力让他每天睡不着觉。唐说，像他这样的人，“在整个退房团占40%”。

2005年11月16日，袁国锋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见到“水岸蓝桥”项目副总经理、大华集团二分公司副总经理黄森。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位开发商代表自始至终不言不语，甚至不愿意在袁国锋做的会议纪录上签字。

开发商的态度让人心寒。直到三天后的11月19日，对于不断上门的退房者，大华集团才扔出一句话：“退房不可能，除非打官司。”

调解已经无望。业主们绝望而愤怒的情绪先在电话中弥漫，随后在网络上扩散。本来很多业主并不是真正想退房，只想从退房纠纷中获得补偿，这样，因房价下跌的心理失衡才可以调整过来。可是，谈判之门被开发商关上了。

到四天后再一次碰面时，闻风而来的业主已经达51人。他们郑重在一份解约通知中签名，随后送达开发商、贷款银行和贷款担保公司手中，明确表示：“依据当初商品房预售合同补充条款约定和国家合同法，决定单方解除合同并请大华集团七日内通知具体洽谈事宜；在其退房要求在获得大华集团答复前，将于2005年11月起集体停止还贷。”同时，他们还推选出了5名业主代表，寻找合适的律师，随时准备打官司；并将碰头会的地点从茶馆改成在附近某所学校的教室里，“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年的12月2日，大华集团做出了回应。他们用词严厉地再次重申，“合同解除的权利或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在我公司，而不在您。”

12月上旬，业主聘请的律师杜跃平走马上任，并很快地将大华集团告上法庭。

几股分散的力量在杜跃平这里得以汇聚。“第一批提出诉讼的有83人，此后又加了7个人，分别立案，合并审理。”杜跃平说。但因为律师费用谈不拢，90名业主有过一次分流，8个东北投资客转到上海另一名律师胡钦福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