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集体退房第一案终结 退房者苦熬10个月获胜

病毒式情绪

就在法院审理后的第4天，央行全面上调各档次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其中，5年期以上的银行房贷基准利率由6.12%上调至6.39%。这是央行在加息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再次上调利率。

消息出来后，庄均赶紧把一年来“躺在家中某个存折上”的90万元余款交了。林森想了想，这三年来他已从房市赚了两三百万元，这些许利息也就无所谓，不如按兵不动。

“穷人”周大军却按捺不住。看着其他人纷纷提前还贷，他感到进退两难。房贷利率涨了，判决书却迟迟不下。像烫手山芋一样的水岸蓝桥房产，是他卖了前一套房子买下来的，本该2005年12月搬进新房的他，现在非但要为那套不知何时能退掉的房子逐月付房贷利息，还要额外支出一笔租房费用。束手无策的他开始像只热锅上的蚂蚁。

他几乎每天都要给律师、“盟友”们打上一通电话，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出结果？我还要退房么？你打算怎么办？官司打赢的可能性有多少？

没有人知道答案。如果上海房地产市场从此一蹶不振，为什么今年2月，一支由约30名身家号称5000万元的山西煤老板组成的山西购房团，高调进入上海看房？如果上海房地产市场将死而复生，为什么房价仍跌，成交量却停滞不前？

理性的分析并未减轻周大军的精神压力。他越来越对案子的前途感到担忧。焦虑的情绪就像一场瘟疫似的，在89个退房者传递开来。焦虑之后是一种不信任、怀疑。无来由的怀疑。怀疑律师不够卖力，怀疑“核心组成员”与律师一块怠工，怀疑律师被开发商收买了。

于是，吵架。吵不完的架。和律师吵，业主之间吵，核心组成员甚至为自己多垫了几百元而内讧。有几次，情绪激动的业主冲到杜跃平的办公室里，大吵大闹，有人甚至拍着桌子，砸了杯子，指着杜跃平的鼻子问，怎么回事？

杜跃平偷偷哭过。有着20年从业经历的老法师，曾办理过近千个房地产开发和房地产买卖的业务，却因为这个案子而一下子被推到风头浪尖。他的开发商老主顾开玩笑说：“你现在是业主维权的代言人，我都不敢找你了。”没想到，他服务的这一些业主们，因为无谓的传言而质疑他的职业操守。

无论杜跃平，还是89个退房者，身陷退房事件中的每一个人，一度深感筋疲力尽。时间、精力、信心、心情，种种内耗发生在眼前，可是他们无能为力。这个临时组成的团队几乎摇摇欲坠。

进入5月，便是漫长的等待。到6月，过了受理之后的半年期限，法院仍然没有动静。每天都会有小道消息传出。每隔一个月，就会有新的调控政策出来。房价在不断地跌，利息在不断地增加，业主们急于从这场官司泥淖中挣脱出来。

可是，同样身陷泥淖的开发商岂会轻易罢休？如果将上海这三年来的楼市比喻为一场“博傻”游戏，每一个投资者都认为自己不是击鼓传花中最后一个接棒的人，那么，最后的赢家一定不是业主，也不是开发商。

第一个将这个道理明白过来的，是林森。2003年他赶上了上海楼市的黄金时期，在上海长宁区古北路开了一家房屋租赁馆，专门做日本人的生意。最初入市时，他对房地产一无所知，趁着房价高涨的当头，也随波逐流地买了几套房产，转手卖掉，赚了二三百万元。一度“闷声发大财”的林森，不幸地成为了最后一棒的交接者。他以1345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了水岸蓝桥125平方米的商品房。

一开始也会有不平。仔细想后，他发现，这是命中注定的。18年间，上海房地产市场一直是“政策市”，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资本只不过是不断变换的玩家而已。

从整个城市的角度看，整个上海看做一个楼盘项目，开发商是政府，众多房产开发企业是这个楼盘的购房者，购买其中的项目——土地。政府不断对楼盘进行包装，今年要进行浦江建设，于是，“购房者”纷纷购置浦江两岸的“楼盘”，明年，又建设“一城九镇”，于是，这些区域的“楼盘”又被抢购了。回过头看，“一城九镇”的说法没有人再会去提了。

林森说，这样一想，他对官司的结果就不在意了。如果官司赢了，那么，减少损失；如果官司输了，那么，将房子收下自住，只当“花钱买了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