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问题和生活成本影响 保障住房变"边缘房"

有消息称，北方某城市保障性住房申请标准的门槛降低后，前来申请预登记的多是中老年人，占总人数的80%以上，而年轻人却不足10%。

为何年轻人对价格便宜近40%经济适用房不感兴趣？原因在于面子，觉得经适房大多建在郊区，处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住起来一没有面子，二来也不方便。有年轻人表示，如果能跟商品房建在一起的话，购买的意愿会强些。

南方某城市也出现类似情况，虽然新建的廉租房窗明几净、户型合理，但不少低收入家庭还是放弃租住。原因在于生活成本，廉租房远离市区，各项生活配套跟不上，低收入家庭除了交纳租金和物业管理费，每月还要支出一笔数额不小的交通费用。

这样的现象似乎有些尴尬，一方面，政府花大力气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却因为面子和生活成本的原因放弃居住。笔者以为，要解决这部分家庭住房需求和政府供给的有效对接，一则需要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目前收入尚低的年轻家庭确立实事求是的住房观，正视自己的收入状况，摒弃将住房当作炫耀、当作贫富身份标识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二则，有关部门在明确了保障住房建还是不建、建多少，以及怎么建的问题之后，还要明确在哪里建，这也是彰显责任心的重要方面。在哪儿建廉租房，不仅关系到城市的长远发展，还关系到各收入群体的和谐，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保障房不是“边缘房”。《北京市“十一五”保障性住房及“两限”商品住房用地布局规划》提出，今后三环外的不在政府土地储备控制区域内的普通商品房项目，必须配套建设保障性住房和两限房，是不是按照规定“配建”，今后将成为开发商们能不能拿到地的关键。

《上海市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2008－2012年)》也明确指出，根据本市住房保障的目标，力争保持稳定的住宅用地，特别是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针对住房房源情况，该规划进一步明确，前期可通过转化一部分配套商品房，收购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房改售后房和公有住房，作为实物配租的廉租房源。后期以新建和配建为主，结合收购和改建等方式，多种渠道筹集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房源。规划还规定，要合理配置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用地，优先在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的区域安排供地。供地区域分布大致为，内外环间30%，外环线附近70%。

在上述两个规划中，我们清晰地看见“配建”的表述。笔者认为，“配建”的政策作用不仅在于利用市场力量，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速度，保障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权，它还对城市生活形态的构建有着深远的影响。

收入差距是任何城市都面临的现实，只有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都能在城市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平等享有各种社会资源，那么城市的人际氛围就是温馨和谐的。如果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生活在各自封闭的圈子里，缺少沟通交往，就有可能滋生高收入者的优越感，而低收入家庭则可能会被边缘化。

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居住形态的不同。在近二十年房地产发展过程中，细分市场、针对不同购房群体打造不同档次、不同形态的住宅成为开发商的普遍策略。在上海，高档住宅往往集中在古北、徐家汇、南京西路、新天地、联洋、金桥等区域，佘山、虹桥、世纪公园等地更是超级豪宅的聚集区。而一部分原本居住在中心城区的中低收入者则在旧城改造过程中迁往房价较为便宜的城市外围区域，虽然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配套滞后及交通上的时间和费用成本则随之上升。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在地理上的界限日渐清晰，在心理上的距离日益拉远。

历史上，上海的“里弄文化”、“石库门文化”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居住形态表现为不同收入群体者的混居，这种混居造就了一种富有人情味的传统邻里关系，维系着城市的和谐与凝聚力。目前我们在旧房改造中的“平改坡”综合整治也好，在闵行和杨浦试点的“拆落地”也好，都是对城市改造中拆迁模式的再探索，受到了居民的普遍欢迎和支持。

每一个地块，不管是在中心城区还是远郊，都应该在邻里中安排多种类型、多种价格的住宅，以容纳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这样的居住状态才能构筑起各阶层间沟通交流的通道，营造健康、和平的邻里关系，使城市公共生活更加多元，更富活力和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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